从1894年到1900年，中国经济增长了一倍，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。
但经济中积累的问题也非常多，尽管还没有步入衰退，但国际经济危机已经开始，中国经济开始震荡，这些问题就开始爆发了。
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。
五六年间，经济总量增长了一倍，人均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八十，数据看似不错，但人均这个词汇太具有欺骗性。
事实上，除了增加了两千多万城市中产之外，最广大的底层民众，尤其是乡村的农民，他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只局限于谋生，生活水平跟十年前，甚至跟满勤时期相比，都没有明显的提高。
这跟日本类似，日本明治维新期间，经济总量增加了六成，人均收入增长了四成，农民卖儿卖女的情况反而比幕府时代更多了。
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民众，受益者除了少部分中产之外，经济增长的收益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，成为了工商业原始积累。
客观来说，这是自然的经济规律，甚至可以说就是自然规律。西方人马太总结出来强者恒强的规律，被称之为马太效应。中国人更早知道这个道理，老子说“人之道，损不足而奉有余”。
这些年，朱敬伦的执政过程，始终都没有干涉经济自由，让民间自己博弈，这种博弈的过程，自然会出现优胜劣汰，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的现象。
这公平吗？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答案。有些人或许很穷，但他接受能力强的人分的多的道理，认为别人挣钱多是人家本事大。有些人也许很富，但却为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而忧虑。更多的则是穷人对自己收入不满，富人则觉得理所应当。贫富越是分化，这种理解的分歧就越大，社会矛盾就越大。
这些年来，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，一个方法是继续维持低效率的乡村共同体，不对农业征收税收，将更多的资源留在乡下，维持乡村社会运转，得到的结果是乡村保证了最广大人群的生存，并在社会危机期间，能够承受更多的城市人群返乡；另一个方法是，宣传和鼓励移民。脆弱的乡村自然经济，尽管有亲戚、同乡等关系构成的传统保障体系，但是自然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效率，仅仅能够为生，不可能有太多继续，抗风险的能力太差，每时每刻都有一些人，一些家庭遭遇变故之后破产。政府给这些人的出路是资助他们移民。
这两个方法很好的缓解了社会矛盾，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。
活在英美体系中，在商业社会里，这种矛盾就会一直持续下去。
历史上最接近解决这种矛盾的，是北欧等的福利社会，二战后推广到了德国和瑞士。
中国可以搞高福利制度吗？
这是一个专家学者争吵不休，讨论不完的话题。
大部分人认为中国搞不成，至少在发展阶段搞不成。理由很多，案例很详实。因为有的国家曾经搞过，失败了。
瑞典可以搞，瑞士可以搞，因为人家站在产业链的顶端，国民经济以高附加值为主。
澳大利亚可以搞，新西兰可以搞，阿拉柏国家可以搞，因为人家人口少，地大物博，光靠变卖矿产资源就能让国民维持高福利。
看起来中国一条都不具备。硬性推广的话，只会造成一个结果，那就是拉美化，比如阿根廷那样，经济长期徘徊在中端，即上不去，也下不来，不温不火，十分僵化。
这些都很有道理，也可能变成现实。
但出于人情考虑，中国人就活该受穷吗，中国人就永远也无法享有富裕安康的生活吗。
从科学角度出发，也许是这样，因为本国的物质资源有限，平均下来，在任何一项中，可能都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，所以中国就应该坚持自由经济模式，让社会，让民众自由博弈，让更有能力，又有效率的人占有更多的资源，从而让整个国家都更有效率。
但任何社会都不是纯粹以自然科学原理运行的，组成社会的是人，是有感情的人，而不是死的资源，工业和机器，人是会思考的，他们是能感受到不公的，他们可以接受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一部分自身利益，但用国家整体效率说服大家接受财富分配的不公，似乎只能让人感到那是富裕阶层的借口。
不止老百姓，就是朱敬伦，对这种各种专家提出的理论都异常的反感，这和农业时代，和士大夫向全民强势灌输的理念又有什么不同，士大夫可以让商人接受商贾是贱业的逻辑，让商人自己都鄙视自己。那么在工商业时代，掌握话语权的强势工商业阶层的观念，就一定是正确的吗？
社会真的需要为了效率而无休止的牺牲公民权益，为了效率，而让强者恒强，让弱者被淘汰吗？
从感情上，朱敬伦不接受这些。从理性上，他也不接受这些。
因为他知道，那些在社会博弈中的弱者，他们并不是傀儡，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惧，他们会抗争，会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力。
所以无论从感情上出发，还是从理性上出发，朱敬伦都知道，这个国家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。
无数次他想到夜读管子那一夜，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精英说，“以法治国，必先富民，富而易治，民富则安”，这种富民思想，不管是出于美好的愿望，还是出于富民易治的逻辑，朱敬伦都打算试一试。
但他心中压力很大，因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