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试没啥好说的，在贵州这破地方，有志于明年乡试的生员，基本上都能通过提学官组织的科试。
自成化十年以来，贵州的举人名额一直为十九人。
全省应考人数顶多三四百，再加上路途遥远且危险，能健健康康走进考场的，每届大概三百人左右。如果再遇到山洪爆发什么的，来往官道被堵塞，可能应考者还不足两百人。
两三百当中取十九人，贵州的中举率相当之高，起码是全国平均数的一倍以上！
如果王渊明年就参加乡试，那他运气在讲台上宣扬“致良知”理念。
刚开始，大家不觉得有何新奇，但当他讲到“知行合一”，顿时就引来无数学子的兴趣。同时，决定明年参加乡试的生员，听到一半就全都跑掉了。
王阳明根据贵州学子的实际情况，尽量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。数日之后，他干脆全部用俗语来讲学，授课方式已经偏向于聊天谈心。
程朱理学在贵州影响不大，甚至许多士子只知科举，根本不知道理学是啥玩意儿。
对心学的接受程度，贵州士子远高于其他省份的读书人。再加上有提学副使席书的倡导，所有生员都来听课，中途退出的有之，但半道加入的满了。甚至有小贩做起生意，挑着担子跑来卖吃的，人们往往一边嗑瓜子一边听王大爷讲课。
这种讲学方式，后来被泰州学派的祖师王艮所继承。
王艮讲学的巅峰，一场听众可达数千，而且大部分属于普通老百姓。
不论如何，王阳明都成了贵州城的现象级人物，有点类似平民心中的学术明星。甚至发生邻里纠纷，双方都去找王阳明评理，王大爷经常化身为居委会王大妈。
王阳明的忠实核心弟子，很快扩张到三十多人，形成一股年轻的学术力量。
王渊没去听课，依旧学习四书五经，每天练字背诗做八股，连刀法、箭法和骑术都不怎么碰了。